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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随着社会各界“解决问题用法”等观念意识增强，公众对法律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相继注册成立并以法律提供者身份迅速涌入市场。然而，部分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秩序，亟待相关部门重视。
近日，司法部召开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其中提到，针对社会上反映较多的一些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虚假宣传、违规经营等问题，司法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专题调研，认真听取有关部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梳理分析，推动有关地方加大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执法监督力度，严肃查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研究加强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监管的措施，营造法律服务良好环境，推进以高质效法律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务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2024年5月，司法部发布《司法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题调研》同样提到，一段时期以来，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数量迅速增长，在满足人民群众法律需求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有一些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存在虚假宣传、违规经营等问题，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社会有关方面反映较多。
“一方面，会进一步规范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注册登记和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会加大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执法监督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涉军法律事务部主任马腾军向界面新闻表示，近期调研表明了两部门将共同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监管，进而形成合力监管的高压态势。
以低价为诱饵背后的虚假承诺
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范畴广泛，涵盖担任法律顾问、代理诉讼、进行刑事辩护等全方位的法律服务。相比之下，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则相对局限，主要集中于提供法律咨询、草拟和审查法律相关文书等非诉讼类服务。
与律师事务所不同，法律服务咨询机构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而不受司法局和律协直接监管。 这一管理上的差异为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在运营上提供了相对灵活的操作空间。
界面新闻梳理发现， 市场上常见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主要通过电商平台（淘宝、拼多多、京东）、社交平台（抖音、快手、B站等）以及传统的地推模式等进行曝光。在上述电商平台注册店铺只需要个人信息和营业执照即可上架内容，且价格低廉，收费范围在100元之内。
“其本质的优势在于摆脱了法律规定对于律师的广告限制，可以采用电商等非传统商业推广模式，占据了指数级的流量传播途径，造成了法律咨询机构/公司在大众的视野占比要远高于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个人。”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君彦等人在文章《全面分析：法律咨询公司的商业模式，及对律师行业的影响》中表示。
2024年9月6日，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各类法律服务机构75.4万个，专业法律服务人员399.7万人，建成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离线实体平台，60多万个乡村（社区）配备法律顾问，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办理各类业务4000多万件。
“法律服务市场满足了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需求的客户的法律需要。就像农村里的赤脚医生一样，他们虽然可能不是专业的律师，但也能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础的法律服务，如代写催款函、提供法律知识等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向界面新闻表示，在认可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时，也需警惕一些市场问题。
刘俊海指出，“低价倾销”与“和律师抢活”等问题对律师服务市场造成了不小冲击。“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这种竞争无疑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为客户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警觉，防范诸如质量低劣、假冒律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刘俊海说。
事实上，低价策略的表象之下确实对律师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吕君彦等人在上述文章中提到， 许多法律咨询机构/公司利用虚假宣传和低廉的价格吸引客户，导致律师所的业务量下降。
具体来看，部分法律咨询机构采取低价策略，提供9.9元、6.9元甚至是免费咨询来吸引客户，并通过谈案技巧来促成客户委托，付费后签订合同。此外，还通过网络营销获取大量数据，进行案源买卖或设立自己的律师团队和律所，形成规模型的供应链。还有部分机构进行专门投资，同时投资多个律所，通过营销获取客户量级较高的婚姻家事、劳动纠纷、债务等案件数据，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达成委托，快速盈利。
“有的法律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当事人的急切心理，进行夸大宣传、虚假承诺，甚至直接涉足诈骗，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阻碍了法律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刑事事务部主任郭学亮告诉界面新闻。
界面新闻注意到，打着“法律咨询服务”为旗号实施诈骗的案例不在少数。2024年6月初，江西南昌东湖刑侦大队发现“江西某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网络发布广告引流，声称提供法律服务，引起警方警觉。随后警方出击，捣毁诈骗窝点，抓获60余人，缴获大量作案工具。据警方介绍，该公司通过网络收集客户信息，冒充专业法律咨询，展示虚假锦旗，以收取各种费用为由实施诈骗。据警方不完全统计，受骗群众达700余人，涉案金额226万余元。
另外，也有部分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假冒正规律师事务所对客户实施欺诈的情况。据新京报报道，去年4月，北京某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周律师”承诺韩某母亲案件“7-14天结案”“维权失败全额退款”等，但实际上除了提供一份简单的诉状外，几乎没有提供其他实质性的帮助，却收取了4644元费用。
而用户经常刷到的短视频也成为部分法律咨询机构引流相关客户群体的常见手段。据媒体报道，西安一李先生遇民事纠纷，仅知道对方手机号，想要诉讼维权。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声称只要钱到位，就能查到对方的所有个人信息。后经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披着“法律咨询公司”外衣，在多个网络平台注册自媒体账号发布广告，自称可提供法律帮助，拍摄普法视频伪装成律师形象。实则通过“上线”查询公民隐私，涉及境外团伙。截至去年6月17日，警方抓获124人，刑拘19人，查扣大量手机、电脑，涉案金额637万元。
谈及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存在的乱象，郭学亮总结称，部分机构擅自超越其登记核准的业务范畴，冒用律师名义开展活动，并通过虚假承诺来吸引客户。此外，有些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与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等存在勾结行为，他们通过串通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发布虚假宣传。最后，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有个别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还存在违规收费与逃税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收费不入账、入账金额不足或不开具发票，以此逃避税务部门的监管。
零门槛与管理失序下的乱象滋生
多位律师和专家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准入门槛过低与监管缺失的现状促使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数量激增，这些机构不仅使自身面临诸多问题，同时也对律师行业的良性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吕君彦在上述文章中表示， 相较于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机构/公司的设立和运营更为简单，从业人员无需拥有律师执业资格，也不必具备诉讼经验，门槛相对较低。
郭学亮也称，法律咨询公司经营不需要专业资质，经营范围广，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乱象，“其他法律规范均未对法律服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加以限制，导致法律服务公司的业务范围与律师存在大面积的竞合。”
界面新闻注意到，有关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规范性条款最初可追溯至2004年8月。彼时，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废止等三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取消了“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审核”项目，只要符合一般注册条件的市场监管部门就予以发照，而这一规定导致了此类机构设立条件宽松，准入门槛低。
相关条款中对此类服务机构的责任要求也并无明确规定。郭学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对律师执业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做了明确规定，而对非律师的责任则缺乏具体规定。这导致在提供相同服务时，律师所需承担的责任风险远大于非律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
马腾军则表示，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中缺乏法律专业人员，业务能力严重不足也是造成该市场乱象的原因之一。他称，同类型案子各异，需要律师全程跟踪保证优质服务，而机构人员缺乏法律专业能力，以普通销售思维和工厂批量生产产品的方式进行服务会导致服务断档，纠纷增多。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叶东杭则从法律服务机构以及律所定位角度谈及该服务市场乱象发生的原因。其在文章《司法部、市监总局新动作：法律咨询公司是否将退出历史舞台？》中表示，当前法律服务市场呈混乱态势，系因法律服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的定位、管理失序所致。
叶东杭认为，一些法律服务机构及工作人员在推销业务过程中口无遮拦，用无底线的低价和结果承诺来干扰判断，使处于信息劣势的群众受误导。此外，群众对当前司法运行了解相对少，对律师能发挥的作用有过高期待。当前律师职业理论还不健全，律师在法律服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仍存争议。
管理之所以呈现失序状态，根本原因在于监管手段的匮乏。 界面新闻注意到，在当前监管规范下，对于法律服务公司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依据主要依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话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等针对企业的一般性规范来实施监管。
“尽管法律服务公司置身于法律行业之中，但不受司法部门的直接监管。这种情况可能促使一些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采取不规范的操作手法，甚至参与不正当竞争。而作为负责监管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又难以及时发现和制止，即便有意制止，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郭学亮说。
应纳入司法部门监管体系
界面新闻注意到，在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律师协会会长于宁杰提交了《关于加强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监管的建议》强调，要加强司法机关对法律服务的监督。
据于宁杰调查发现，截至2023年7月，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3.9万多家。通过“企查查”搜索经营范围中包含“法律咨询”字样的企业，可以查到状态为“存续、在业”的企业多达42.9万家，其中近三年成立了28.8万家，占总数的67%。
于宁杰与上述专家的看法一致。他表示，法律咨询服务公司不受司法行政监管，没有从业资格和业务标准，更不受律师职业规范的约束。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
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儒亮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也表示，如今法律咨询公司之所以对“律师”该名词造成滥用，一定程度上系因监管没有跟上。他认为，根据职权法定原则要求，目前针对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就是接受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管，司法部门也尚未有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作出源头等实质监管举措，“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司法部门不主管直管，市场监管部门又没有找到很好的监管抓手和突破口，就显得有点束手无策。”
界面新闻注意到，自2019年起，广东、河南等多个省份的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向司法及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加强法律咨询公司监管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多聚焦于设立准入门槛和深化监管力度两方面。此前在2023年6月，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相关答复中表示，已就法律咨询公司有关问题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请示，建议尽快出台有关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后续监管措施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厘清司法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边界。
2024年，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答复省两会代表委员中关于规范法律咨询服务行业相关建议时表示，将积极做好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准入及后续监管工作情况。首先，将“法律咨询服务”纳入名称限制，经营范围统一为“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市场主体可自选。其次，推行“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智慧监管，将广州企业分为“高、较高、中、低”四类信用风险等级，对应调整抽查比例。最后，全面公示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信用信息，加强公示监管。
此外，自去年5月《司法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起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题调研》发布之后，同年6月，全国各地已相继启动针对法律咨询服务类市场主体存在的突出问题所开展的专项治理行动。
2024年6月13日，福州市政府官网发布《关于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类市场主体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通告》称，决定全市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类市场主体专项治理，重点解决经营不规范和虚假宣传问题。同年6月25日，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称，于6月至8月底在全省开展同类专项整治工作。同年10月16日，郑州市司法局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开展整顿和规范法律咨询服务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重点查处无证执业、虚假宣传、承诺案件结果、违规风险代理及违规合作等行为。
针对如何加强法律咨询服务类机构的监管，郭学亮认为，应该加强立法与制度建设，明确监管主体，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名称管理、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等问题进行定期检查监督，限期纠正，对情节严重的进行行政处罚或移交刑事立案。
马腾军则表示，需要制定法律服务市场统一监管法，解决市场监管无法可依的困境。此外，还需要加强对虚假宣传、不当竞争的惩处力度。
于宁杰也建议，要设立准入制度，对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的设立设定行政许可；明确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能，深化行政机关协同监管，加强司法机关对法律服务的监督，对于恶意违规经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非法经营罪等刑事责任；开展联合执法，集中解决突出问题。
海蜂法务科技、解法平台创始人范否则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则表示，首先要承认法律咨询服务类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明确和规范从业机构、从业人员的资质要求，是否可以将法律咨询公司也纳入到司法部门的监管体系，也可以有一个专门针对提供基础法律服务的人员的证书和考试；最后要明确限定业务范围，哪些业务应该转交由律师服务，以及明确转交的流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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